忘者人我两忘，不作彼我之分，也就是无情之情，是为真情。
几十年来当我们正在各地积极参与落实儒家现代化的具体方案时，世界思潮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
如何超越人类的自我膨胀、工具理性的冷酷、浮士德欲望的宰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霸权主义、男权中心和占有性利己主义的泛滥，已成为西方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一书，即记录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的前沿思想，如女性主义、生态意识、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及社群伦理，都对启蒙心态进行严厉地批判。就是如果突然发现一个无辜幼童快要爬到井边了，是否每一个人当时都会因感到惊讶而不加思索地即有救命之心？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孟子就认为这颗还没有彻底亡失的心即是证明人性本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儒家没有采取定义的方式来了解人性。
牟宗三的智的直觉和圆教，则是我作儒家哲学的基本思路。表面上目前只有现代西方的启蒙运动能提供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冯先生以前曾认为，用直觉的方法要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14]，但自从提出负的方法以后，就不再否定直觉，在总结中则明确主张将理智与直觉结合起来，这样，心学、理学之争亦可以息矣[15]。
冯先生在建立其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方法问题的重要，认为一种哲学必须运用一种方法，有什么样的方法便有什么样的哲学。有人说，冯先生的哲学史，是哲学家的哲学史，这话是一点不错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体认之下，他一步步地写完了全部《新编》，而且提出了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最后还写了一个总结，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那么，中国的现代哲学又如何呢？这就是冯友兰接着要思考的问题。
[7]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80页。其中，《新理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一个空灵的形而上学，迥然有别于传统哲学，但它又是接着理学讲的，因而仍然是中国哲学。
究竟《新编》有何特点，学界很有些不同看法。[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页。[1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8卷，第4页。《中国哲学史》的任务就是将其实质系统整理出来，使之具有形式系统。
这同他主张普遍在特殊中、共相在殊相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也更逼近中国哲学的精神了。[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8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新理学》只是一个理论框架，《新原人》才是其体系的核心。[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这里，冯先生特别提到民族哲学的问题，说明《中国哲学史》并不是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而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其反思的结果，都收录在《全集》之中。
如同中国哲学史不是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从中国的民族哲学中生出来的。[1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018页。
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三史、六书只是冯先生的代表作，并非其著作的全部。前者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后者则是讲形上学不能讲，但是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要进行比较，就要有可比性，他认为中西哲学有可比性就是进行反思的结果。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其具有新的意义。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冯友兰 。
以后，为了进一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冯先生便转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并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1] 当年11月26日，这位哲学大师即溘然而去，这句联语便成为冯先生对他一生著述活动的一个总结。
因此，冯先生的一生也就是不断反思的一生。但是他的这一看法又不是绝对的，在后来的反思中，他明确承认有民族性的问题。
这是一种富有使命感的哲学之思。境界虽然是建立在觉解即认识之上的，但又是超理性的，这就涉及方法问题、语言问题。
这个看法虽是早年提出的，却影响着他一生的哲学思考，到晚年则更加成熟了。但这需要有一种承担、一种责任，冯先生便担当起这个责任，进入哲学的创造，从而完成了一个哲学体系，即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体系。[12] 有人说，冯先生又回到《新理学》的立场，其实，冯先生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他不再强调概念的形式与空灵的境界，而是强调哲学不是口耳之学，而是身体力行之学，哲学家对于哲学概念，并不是只作文字上的了解，而是……融合于他的生活中[13]。[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第285－286页。
因此，他又完成《新知言》一书，专讲方法问题。在总结中，冯先生特别谈到心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认为二者并不存在根本立场的区别，只是方法上有区别。
这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而这种精神享受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创造活动。[15]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659页。
他在用十分简练的语言讲完中国哲学的特点之后，便进入哲学问题，并重申了他的四境界说，指出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且超越了理智[8]，在方法上则非用负的方法不可。抗战结束之后，冯友兰有一个新的愿望，即打算重新收集资料，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
[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冯先生的反思，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他所思考的问题，是一些真问题，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假问题。当然这种普遍性是就一定的历史时代而言的，因此，他很重视时代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哲学史不同于哲学，但是通过讲哲学史实际上就建立了中国哲学。新理学体系既然以天地境界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而天地境界又是一般理智语言无法表达的，这就使他再次进行反思，终于提出两种方法，即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656页。手稿有副标题——写在《三松堂全集》第二版出版之后。
既然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当然也就无所谓哲学史。又比如越来越重视思潮的研究，并以各个思潮的主题为中心展开论述，这样就要言不繁而不至于变成哲学家们的历史。
